乌尔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，于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曾是贸易和文明的中心。其历史变迁和近代的考古学解释，是《乌尔：月神之城》一书关注的焦点。该书从19世纪探险家探寻乌尔城开始，详细描述了20世纪考古学家伦纳德·伍利的重要发现，并以这些发现为框架，结合环境、历史与考古研究的最新证据，探讨了乌尔自公元前五千纪欧贝德时期至亚历山大去世的历史。
公元前539年，居鲁士征服巴比伦，结束了新巴比伦帝国的统治。乌尔出现了居鲁士的砖块，可能由冈比西斯完成后续工程，修复了圣域，拆除了尼布甲尼撒的侧厅，但留下了中心部分五个房间，存在近2000年。塔庙的用途似乎被彻底改变，其平台西北部建设了工场、窑炉和房屋。
侵蚀作用破坏了该城大部分建筑的上层，但留下了许多波斯时期的泥板，表明乌尔在波斯君主的统治下恢复了繁荣。新发现的泥板年代较晚，到亚历山大的统治时期。墓葬在地表暴露无遗，但大多被彻底盗掘。少数保存较好的墓葬在房屋遗迹地下被发现，但确定其年代非常困难，因为部分埋葬方式在新巴比伦和波斯时期都很常见。房屋地板下的砖砌拱顶逐渐减少，到新巴比伦时期几乎消失，而一端平直、一端呈圆形的泥棺仅见于上部地层。有两座墓葬中的泥棺内放有铜制内棺，清洁后露出迷人的动物和花卉装饰。
当幼发拉底河的河道东移，乌尔失去水源，城市似乎已面临末日。尽管河道转变看似渐进，但在环绕乌尔城东侧的大运河河床中发现的波斯人墓葬，表明这座城市在运河干涸后仍努力生存。干旱可能将城市封存于荒芜沙地中，除了贝都因人外，1500多年无人打扰。19世纪，外来者重新探索了这一地区，乌尔的历史被揭示，旅行者开始造访。伍利在大众杂志上发表的照片，使乌尔名声大噪。
随后，伊拉克因两次海湾战争遭受破坏，并导致文物的劫掠。1991年入侵后，南部什叶派起义失败，导致萨达姆的残酷镇压和更大灾难。起义还引发了13个省级博物馆的抢劫，战利品被迅速偷运出国并变卖。许多农民到考古遗址挖掘可出售物品，劫掠持续了15年甚至更长。2003年巴格达国家博物馆的抢劫事件尤为显著，尽管多方呼吁保护博物馆，但抢劫似乎不受限制地持续了三天，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景象。许多文物被盗，幸运的是，一些珍贵物品已被转移至国家银行保险库。但即使那里也不安全，由于供水系统破坏，物品被污水淹没。
入侵后，盟国开始计划赔偿。但自1990年入侵科威特以来，伊拉克受到制裁，与外界几乎无联系。学术界无法与国外同行保持联系，思想和设备无法进入，导致学者在多方面落后20年。因此，伊拉克急需人才培养和基本设备。破坏不仅限于传统部分，图书馆和大学也遭洗劫，许多无价书籍和文献丢失，历史建筑如萨迈拉宣礼塔也遭到破坏。
盟国采取多种措施改善状况，包括意大利人提供文物保护实验室和培训，意大利、波兰和德国人培训并装备警卫队，以及建立计算机数据库列出被盗文物清单。美国、德国和英国也提供培训，特别是在文物保护、遗产管理和计算机技术方面。尽管一些培训活动仍在继续，但安全状况阻碍了在南部的大规模工作。
美国人在乌尔城外修建了访客管制中心，但后来被拆除。2008年，叛乱分子发射的火箭弹造成更多问题。2011年，美国人撤出，现称伊玛目阿里基地，再次由伊拉克军队使用。
本书试图描绘乌尔城的命运，从公元前六千纪作为波斯湾广阔沼泽中的小村庄开始，至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成为城邦中心城镇，并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成为乌尔第三帝国的中心城市。公元前1800年左右，这座城市遭到巴比伦破坏，但在加喜特国王统治下恢复活力，成为地方首府和宗教中心，在亚述和新巴比伦国王统治时期也保留此地位。其中一位国王那波尼德斯崇拜城市守护神月神辛，进行了大规模建设。波斯征服者认可乌尔的特殊地位，但当幼发拉底河改道，乌尔失去水源，城市终结。
乌尔及附近地区仍有众多未知，我们对可能存在的小定居点知之甚少。最近，我们在乌尔附近一个名为开伯尔丘的遗址展开新工作，该遗址包含大型行政管理建筑，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二千纪早期。英国考察队正在进行工作，同时意大利团队也在周边环境进行空中勘察。由于大英博物馆和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雄心勃勃项目，即将现有发掘和发现的信息数字化，新的研究很快可以在网上进行。
当伊拉克稳定后，乌尔的未来似乎可获得新生——不仅是数字化方面，更是作为国家骄傲，以及过去7000年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不朽成就的象征。伊拉克考古学家正在乌尔工作，进行复原和整修，并筹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乌尔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以确认其独特地位。
《乌尔：月神之城》，[英]哈丽特·克劳福德著，李雪晴译，商务印书馆2024年8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