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历史学研究教授克莱尔·米吉利（Clare Midgley）在2007年出版的专著中，分析了西方、欧洲和英国女性主义与种族主义、帝国主义历史关系的研究视角。自1990年代初以来，这一学术潮流逐渐兴起，深受1980年代美国和英国有色族裔女性对当代西方女性运动的批评影响。
英国女性在废奴运动中的角色也并非无瑕，她们常常自认为是“无声的”黑人受害女性的代言人，却缺乏对黑人女性非洲文化遗产的理解和尊重，甚至审查和删减她们的抗争经历，以适应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对自由和女性角色的理解。
19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，英国传教士在推动废除殖民地奴隶制的同时，将改革印度社会的“恶习”——尤其是娑提——视为其主要任务之一。这种叙事将印度妇女描绘为被动的受害者，强化了对印度社会“野蛮”的印象，并赋予英国男性“保护者”的形象，从而将英国殖民统治合理化为一种道德责任。
这种帝国/殖民/西方自由派女性主义的延续在当今地缘政治中得到了明显体现。谢菲尔德大学教授詹妮弗·格林伯格（Jennifer Greenburg）去年出版的专著分析了美国在“全球反恐战争”中如何利用性别作为战略工具。
同样，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“种族灭绝”以及西方的支持中，我们也看到了巴勒斯坦人如何被与“恐怖”紧密联系，被同质化、野蛮化、甚至“非人化”，因此不值得同情甚至生存。
当地时间2024年11月17日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，一名脸上沾满鲜血的巴勒斯坦妇女被送往阿克萨烈士医院接受治疗。
解殖女性主义的介入
印度裔著名女性主义学者钱德拉·塔尔帕德·莫汉蒂（Chandra Talpade Mohanty）提出，西方女性主义学术（同样适用于媒体和公共表达）必须被视为与全球权力结构密切交织的实践。
加亚特里·查克拉瓦蒂·斯皮瓦克（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）在其文章中强调，知识生产必须更加谨慎和自觉，真正面对底层群体在自我表述中的困难与复杂性。
莉拉·阿布-卢格霍德（Lila Abu-Lughod）批判了美国以“拯救穆斯林女性”为名义，对阿富汗发动军事干预的合理性。她反对将罩袍简单地视为女性受压迫的象征，并提到即使在北约军队介入、塔利班倒台后，部分阿富汗女性依然选择继续佩戴罩袍，这表明罩袍并非单纯的压迫象征，而是一种内化的文化选择。
多年来，多位黑人女性主义者表达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，展现了全球压迫体系的共性如何促成新的女性团结。2006年8月18日，18位知名作家共同发表公开信，抵制以色列消灭巴勒斯坦国家的政治企图。
结语：为什么女性主义与殖民/帝国/犹太复国主义不能共存
正如位于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作家玛丽亚姆·巴尔古提（Mariam Barghouti）在文章中所说：“女性主义不能是选择性的。它的核心是追求全体人民真正且彻底的解放，而不仅仅是女性的解放。这正是为何犹太复国主义与女性主义无法共存的原因。”
当地时间2023年10月9日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沙蒂难民营，以色列空袭后，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儿童。
我们与巴勒斯坦并不遥远，或许，从摒弃殖民式的“拯救”叙事，重新认识巴勒斯坦人民的真实处境开始，我们能够共同探索迈向理解与团结的道路。
